加深对中国肥胖挑战的认识，重点关注BMI定义的超重和肥胖

肥胖是一种慢性、复发性和进行性的疾病状态，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最新《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显示，成人（≥18岁）超重率为34.3%，肥胖率为16. 4%，超重率为34.3%。/ 超过一半的肥胖成年人。按绝对人口计算，全国超重和肥胖人口达6亿，明显居世界首位。肥胖已成为中国人口健康的一大挑战。

2021年6月1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公共卫生学院在国际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上发表了“中国肥胖研究三部曲”系列的首篇研究。肥胖的流行病学和决定因素。本文围绕BMI定义的超重和肥胖，旨在加深对中国肥胖挑战的认识，为我国未来的肥胖防控提供依据。

一、 中国人群肥胖状况及趋势

1.超重和肥胖的流行病学

40年来，我国超重和肥胖患病率迅速上升。根据2015-2019年全国最新流行数据，按照中国标准，6岁以下儿童超重率6.8%，肥胖率6.8%。是 3.6%；11.1% 的 6-17 岁儿童和青少年超重和 7.9% 的肥胖；成人（≥18岁）超重34.3%，肥胖率16.4%。据2015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估计，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中国已经是肥胖儿童最多的国家，成人肥胖人数仅次于美国。按照中国的标准，中国可能已经是世界上肥胖人数最多的国家。

超重和肥胖在各个年龄段都呈上升趋势。在儿童和青少年中，男孩的超重和肥胖率高于女孩。近年来，在成年人中，男性的超重和肥胖率一直在上升。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居民超重肥胖率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城乡超重肥胖率差距不断缩小。

超重和肥胖是主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既定风险因素。2019年超重和肥胖导致的死亡占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相关死亡的11.1%，较1990年的5.7%有显着增长，助长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在我的国家。（非传染性疾病）的管理导致大量的医疗保健支出。

2.中国超重和肥胖标准

肥胖是身体脂肪的异常或过度积累，会损害健康。体脂可以通过水下称重、双能X线骨密度仪、CT或MRI等技术准确测量。尽管身体质量指数（BMI）作为衡量体脂的准确度较低，但仍广泛用于临床和科学领域，以反映身体健康状况。

Ø 中国肥胖工作组建议将BMI值设定为24.0kg/m2作为超重临界值，28.0kg/m2作为肥胖临界值。最近，它已在超过 500,000 个研究对象中进行。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的证据也支持这一标准。

Ø 对于超重和肥胖儿童，在中国临床实践中，医务人员使用中国儿童青少年性别年龄BMI参考标准对应的第85（超重）和第95（肥胖）百分位数作为性别和年龄。临界值。

Ø BMI不反映体脂分布，在缺乏医学影响数据的情况下，广泛推荐腰围作为中心性肥胖和异位脂肪的替代指标。在相同的总脂肪量水平下，中国人的内脏脂肪含量似乎高于白人。国际糖尿病联盟建议，中国人群的中心性肥胖阈值应设定为男性腰围90厘米，女性腰围80厘米。然而，考虑到识别代谢综合征其他成分（不包括中心性肥胖）的能力，男性 90 厘米和女性 85 厘米的临界值被更广泛地使用。

二、 影响超重和肥胖的因素

超重和肥胖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生物学问题，可以理解为由饮食、身体活动和遗传易感性等个体因素引起的能量过剩。然而，这些个体层面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肥胖环境和更遥远的系统动力学等因素驱动的。因此，专家组基于 Swinburn 及其同事提出的健康促进社会生态模型和肥胖决定因素与对策框架，提出了涵盖中国超重和肥胖关键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的三层框架：系统动力学、环境驱动因素、个体风险因素。

中国肥胖的增长是由系统动力学和环境决定因素通过不健康的饮食和缺乏身体活动推动的，而个体水平的遗传易感性、心理社会因素、肥胖因素和不良的早期生活暴露以及其他并存的潜在风险因素将放大或调节这种推动力.

1.上游决定因素 - 系统动态因素（层次结构1）

经济增长、社会文化规范和政府政策等系统性动态因素可以推动肥胖症在人群中的流行。

经济快速发展：（1）商品供给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让人们更容易获得廉价美味但不健康的食物（含糖饮料、低营养高能量加工食品）； （2）在商品需求方面：快速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可支配收入以购买更广泛的不健康、非必需食品、消费品（汽车、电器等），这些产品带来了便利但促进了久坐生活方式；（3）技术变革：它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也可能是结果。这些消费行为的变化改变了居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导致能源过剩。

社会和文化规范：中国肥胖流行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成年人对体重的误解很常见。（1）老一辈人把强壮的体魄视为财富和健康的象征，而孩子的肥胖和强壮的身体常常被很多长辈和父母误认为是健康成长；（2）中国儒家思想），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导致繁重的学业和家庭作业负担，这与我国的儿童肥胖有关；（3）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经常鼓励孕妇在怀孕期间摄入过多的食物，产后，并长期保持。久坐和减少活动导致孕妇和大婴儿体重增加。在一项全国调查中，

政府和政策：可以在肥胖流行中发挥关键作用。政策关注和支持不足可能会阻碍肥胖控制的进展。（1）肥胖在我国不被视为独立的慢性病，​​其临床管理尚未正式纳入我国三级医疗卫生体系；虽然我国出台了肥胖防治指南，但这些指南仅提供肥胖控制指南的基本知识和主要原则并未强调致肥胖环境和更广泛的社会决定因素的作用，这些指南的接受和实施及其在解决肥胖方面的潜在影响还有待观察；（2）我国大众肥胖危害意识尚浅，而我国仍然缺乏相关的体制机制，比如限制向儿童出售不健康食品；（3）高层政府（市、省或国家）尚未制定标准化的学校食品法规。

2.组级决定因素-环境驱动因素（级别2）

系统动力学可以通过作用于城市化、城市规划和建筑环境、食品系统和环境等关键环境驱动因素，在个体层面影响与肥胖相关的风险因素。

食品种类和食品采购方式的变化，为实现规模经济，食品行业将生产更多深加工、美味但营养价值低的食品，增加人们食用不健康食品的概率；线下转线上，购物模式，降低人们的活动水平等。

3.个人级别的风险因素（级别3）

饮食和营养结构的变化。中国人逐渐从以全谷类和蔬菜为主的传统植物性饮食转向西式饮食，增加了动物源性食品、精制谷物和高度加工、高糖、高脂肪食品的消费；中国加工和包装食品、饮料消费量也在上升；

体力活动减少。我国成年人日益久坐的生活方式是由于工作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家务劳动的减少、娱乐性体育活动的缺乏以及机动车出行的增加；

遗传易感性。已在不同种族中鉴定出 100 多种与肥胖相关的遗传变异肥胖人群，这些遗传证据支持中枢神经系统在肥胖易感性中的作用，以及参与胰岛素分泌和作用、能量代谢、脂质生物学、其他与脂肪生成有关的基因和途径。

心理社会因素、致肥胖因素和肥胖的发育起源。快速的社会经济转型伴随着心理压力和焦虑的增加，这可能导致情绪、认知、行为障碍和其他相关问题。最新的中国心理健康调查结果表明，心理健康障碍会导致饮食异常和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两者都会增加肥胖的风险，而且饮食失调常与肥胖并存；睡眠不足已被证明是中国人群肥胖的危险因素；超重和肥胖可能有早期发育起源，现有证据表明，我国肥胖防控工作应纳入全生命周期视角。

参考：

【1】B，熊飞潘 A，PLWC肥胖人群，P. APA“中国肥胖的流行病学和决定因素”。(2021).